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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新探:基于技术哲学的视角
2018-10-15 10:52:27  

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工具和新技术的诞生,工具标志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被德国人看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工业4.0”同样带来了新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催生了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生产技术的迭代与更新使得制造业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逐步向智能化发展,进而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者的基本工作模式。在此背景之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来源,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也应当实现全新的转变。

一、对智能制造的技术哲学解读

(一)人类存在的方式

从历史的起源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来看,技术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是一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因此,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均是人类实现自我存在的一种全新手段,是人类本质属性的一种强化形式。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使得机器开始逐渐解放人类的双手,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实现了一种人类通过操作机器完成生产并逐步走向规模化的存在方式。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制造业的自动化发展使得机器进一步替代人类的体力活动并开始逐步接管脑力劳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出现使得自动生产取代了手动操作,工业生产迈入“无人化(少人化)时代”。如今作为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时代,同样伴随着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应用,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使得生产机器具备一定的自我判断能力,能够根据多种情况做出不同反应,而不是仅仅应用于流程性较强的单一重复性工作。

从本质上看,智能制造时代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是人类通过自我构造完成的新一轮存在方式,其发展必然为社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些新的方式均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组成部分。首先,智能制造利用信息物理系统(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和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大大增强了生产弹性,提升了生产活性,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发展。其次,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引入,高危险、高污染、高精度的工作将逐步由机器人替代,智能工厂需要的人才逐步从一线操作人员转向中层管理人员,对熟悉机械、应变灵活的高素质人才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最后,智能制造实现了“端到端”的集成,即直接从用户开始形成一种定制,完成后再回到用户,也就是说智能化生产导向了个性化定制的生活方式。

(二)效率优化的结果

现代技术遵循的是一种对于效率极其推崇的思维逻辑,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背后,都有效率这一驱动力的推动与影响。从手工劳动时代开始,无论是机器开始替代人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第二次革命,亦或是实现自动化生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实现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效率本身属于手段的范畴,然而由于物质资料的短缺以及对于效率的极度推崇,手段本身成为目的,导致前三次工业革命追求的是纯粹的效率,即不注重适用性,并且可操作性成为反复强调的标准。因此,从“工业1.0”到“工业3.0”,标准化一直是工厂的生产逻辑。

从这个层面来看,智能制造时代同样是人类社会在追求效率时引发的一次技术变革,进而影响到工厂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解放了人力劳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智能制造时代虽然和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均根源于效率的推崇,服务于效率的提升,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追求的是纯粹的效率,智能制造时代追求的是优化的效率,即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强调适用性这一标准。也就是说,这里的效率不是简单的产量增加,而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提升。在此背景下,工厂实现的是一种小规模、分散式的发展,追求的是个性化生产。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实现的是福特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和丰田制的大规模有限定制,那么智能制造时代带来的就是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因此,智能制造强调的是个性化要素而非标准化要素,它并没有忽视适用性原则,而是在生产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效率的优化,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由标准化制造进入个性化制造的全新时代。

(三)技术意志的体现

技术哲学家米切姆的技术类型学概念框架提出了四种技术类型:“作为客体(Object)的技术、作为过程(Activity)的技术、作为知识(Knowl⁃edge)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Volition)的技术。”智能制造在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和作为知识的技术这三个方面是具有显性特征的。机器装置和工具的进步,发明设计和应用的强化,技术规则和理论的成熟,在智能制造的发展进程中显而易见。包括生存意志、控制或权力意志、自由意志等在内的技术意志的体现,是智能制造更为隐性的内涵,并且这一内涵正逐步体现出来。

实际上,“现代技术的背后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期许和认同,体现的是一种技术意志,是对权力意志的追求”。从这个角度分析,智能制造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意志,即求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从国家层面来看,为了紧跟技术时代的步伐,占据技术标准的制高点,世界各国均积极投入到这一轮的技术变革之中,如美国提出“再工业化”、英国提出“英国制造2050”、法国提出“新工业法国”、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等。这些行为表现的目的即诉诸权力,是对于权力追求的体现,反映出各国竞争的本能。从社会层面来看,宏观上的产业和行业,中观上的企业和学校,微观上的岗位和任务等,均面临着改造与重组,其表现形式均是在符合经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以便推动社会的进步并在社会环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从个人层面来看,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为自身生存限度的扩展而竭力掠夺利用的“自我”不同,智能制造背景下的人更多地展示出对自然的友好,拥有强烈的同理心与良好的社会情绪能力,是与“自我”形成对比的“生态人”,体现出可持续的生存意志,反映出人类良好的生态意识。

二、智能制造背景下的技术嬗变

(一)身体技术的解放

随着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传统工厂的自动化逐步向现代工厂的智能化发展,这就意味着人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从工作过程的环节中完全脱离出来,不再附属为机器的部件。工人的身体技术得到了解放,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异化的逐步消解。

首先,劳动产品和劳动者不再异化。随着“3D打印”技术的更新与普及,劳动者可以凭借创造力设计出属于自己的产品,劳动成果不再像以往那样不为劳动者所拥有并支配着劳动者。其次,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不再异化。随着身体技术的解放,人类的创造潜能进一步得到激发,劳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是主动的、乐生的,而非被动的、谋生的,劳动行为本身和劳动者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联。再次,人与人的类本质不再异化。由于人的自由活动不再转变为谋生的活动,劳动生产活动不再表现为个人的生活手段,因此人在劳动中可以充分表现出自由自觉性、主动创造性和自我意识性,本质得到充分的体现。最后,人与人也不再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随着前面三种异化的逐渐削弱而缓解,在社会关系中更加强调沟通、协作的精神,劳动异化中的那种孤立、自我的状态将突破藩篱。虽然在历次工业革命中,人类的身体技术均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但智能制造时代真正将一线工人从生产流程中解放出来,不再沦为机器的附庸者,而是将人才、数据和机器通过物联网技术组成一个共同的智能制造系统,这自然对人才的工具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工具技术的强化

在智能制造的技术革命中,许多新型技术应运而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网络安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是支撑‘工业4.0’发展的九大技术支柱”。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高度复杂的机械、仪器等工具的出现,因此工具技术的强化在智能制造时代也必然是一大趋势。

工具技术的强化首先体现在技术技能型人才必须实现技术转型。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以往从事高污染、高危险工作所需要的身体技术被释放,取而代之的是维护和管理高度集成的机械或仪器的工具技术,反映在具体的制造业岗位上就是在智能工厂、智能车间里,传统的一线操作人员大大减少,而机械臂安装、调试、维护、保养、维修的高技能人才将会大量增加。其次,工具技术的强化体现在技术技能的复合上。随着“机器换人”的实现,工业机器人将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企业面临去工人化,这将导致工作人员的急剧减少。也就是说,在传统车间,工作人员只需要承担一个岗位的操作,而“现在他们需要承担的是整条生产线甚至一个车间的生产监控,因此工作范围大大扩大”。去分工化的工作过程必然要求技术人员拥有复合而非单一的工具技术,这是工具技术强化的第二个表现。最后,工具技术必然走向高端化,技术的专业性在智能制造时代更受重视,这是技术实现转型和复合之后产生的必然结果。

(三)社会技术的凸显

社会技术是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矛盾、实现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目的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社会,竞争与对抗主要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之间;在工业社会,竞争和对抗主要存在于人与人造的自然世界之间;在信息社会,竞争与对抗主要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世界之间。”自20世纪中期的科技革命以来,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之中。也就是说,人与人的社会世界的竞争与对抗开始逐渐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并且社会属性是主要的,它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智能制造引发的是智能化时代,相较于信息化时代,社会主体的社会属性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尤其反映在人类的社会交往技术方面。一方面,智能制造在解放人类身体技术的同时,其引发的各项工具技术能够激发人类的创造意识,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设计与创造,这就让人类在社会中的竞争活动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智能制造实现的是“端到端”的集成,对物理空间实现了重构,改变了物理空间的特性,使得空间具有非纯粹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物质技术的提升而缩短,相互沟通的机会大大增加,合作意识也逐渐加强。当智能制造发展到一定阶段,竞争和对抗可能不仅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世界之间,还会存在于人与机器人的智能世界之间。无论如何,社会技术的重要性势必会在智能制造时代进一步凸显。

三、智能制造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从“被动操作者”到“主动学习者”

随着身体技术的解放,部分劳动者从工作过程的环节中脱离出来。劳动异化的逐渐消解要求他们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为其以后的生涯发展储备足够的竞争力。这个要求反映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即高职教育应当使其培养的人才实现从“被动操作者”到“主动学习者”的转变。2014年,作为技术咨询公司的英见公司以518名德国公司代表作为调查对象,对“工业4.0”生产人员所需的能力进行了预示:“86%的企业代表非常同意愿意进行终身学习是‘工业4.0’生产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另外77%的企业代表认为跨学科思维同样非常重要,终身学习能力和跨学科思维在调查中成为企业代表最为重视的两项基本能力。”由于“被动操作者”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显然无法具备这两项能力。只有具备主动性和开放性的“主动学习者”,才能通过不断学习具备这两种能力。

“主动学习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高职教育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一方面,高职教育以岗位工作任务为依据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观念应当重新受到审视,因为随着技术的快速更新,岗位工作任务不断发生变化,以此为依据来培养高职人才不利于其达成主动学习的目标,“‘工作系统分析’与‘职业能力研究’相结合的课程开发方式应当成为未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框架之一”。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当给予学生系统的专业知识,培养具备理论知识储备的技能型人才,为其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和跨学科思维提供知识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让高职人才在身体技术逐渐解放的时代具备基本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其对工作情境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应对日趋综合的岗位任务。

(二)从“单一技能者”到“复合技术者”

2003年,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职教育要“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进一步提出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单一技能者”不可能成为“高技能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也一定强调多技术的复合发展。因此,无论是“高技能人才”还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提法,均表明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往低技能的工作水平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技能水平高移日趋迫切。

在智能制造的背景下,各类新型高端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工具技术的强化,这一趋势进一步被加强。流水线上“单一技能者”一般只从事某一特定岗位的工作,其工作内容多为简单重复、可替代性较强的体力工作,这在智能制造时代将逐步被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完全取代。随着智能工作环境下工作内容复杂程度的大幅提升,一专多能的“复合技术者”应当成为高职人才目标的全新定位。因为在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由于人类身体技术的不完全解放,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进行被动地操作,其所做的工作是重复性、固定化的;而在智能制造企业中,随着制造过程的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高职教育应当发挥其“高等性”,注重培养学生在工作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复合技术者”的目标定位才能彰显“高技能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三)从“独立劳动者”到“合作创造者”

在以往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无论是强调“技能”,还是重视“技术”,其立足点均在于提升学习者的劳动能力,让他们掌握具体的技术或者技能,以便于未来能够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独立地胜任某项工作,但工作者的社会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人类的身体技术已经从高强度重复性的生产线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协作日益凸显出社会技术的重要性,因此“合作创造者”是智能制造时代对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又一诉求。

“合作创造者”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技术改变了物理空间的纯粹性,人与人之间的意识空间距离更近,沟通合作意识的逐步唤醒表明新一轮工业革命需要的是大批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才,新型技术带来的复杂工艺需要劳动者在合作中学习。合作的前提是劳动者需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这就要求高职教育在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岗位技能和技术的培养,还应当注重可迁移能力的养成。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福特制的生产流水线和金字塔式的分层管理模式与绝对分工被打破,扁平化的工作环境开始出现。在新型的工作环境中,机械的劳动人员无法适应,需要大量积极的创造型人才作为人力支撑,这就要求高职教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应当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适应技术不断变迁的智能时代,在创造中实现创新能力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智能制造的协作创新型工作环境所淘汰。

   高职教育应当实现从“被动操作者”到“主动学习者”、从“单一技能者”到“复合技术者”、从“独立劳动者”到“合作创造者”的目标定位转变。当然,不同的角色定位要求高职人才具备的职业能力也完全不同。也就是说,高职不能仅仅转变其人才培养目标,更要挖掘劳动者在角色转换中所需职业能力的变迁。因此,智能制造背景下高职人才职业能力更加深层的内涵与特征,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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